“当时候的苏区疫病肆虐、人民缺医少药。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过三个月，就决定在中央苏区举行防疫的卫生运动。具体办法是：每月进行一次卫生运动，发动一切有劳力的群众，包干到户、分组打扫环境卫生，焚毁肮脏东西、清洗臭水沟；污秽的地方用石灰水消毒，不与传染病人共吃共用，将病人送医院隔离治疗等。这些规定，就是在我们洋溪村的中革军委作出的，同时还决定开设朱坊村的红军医院。我的父亲刘石生那时是一名赤卫队员，我家就在中央军委旧址的隔壁，这盏马灯就是最好见证。”刘有信回忆思路清晰，声音不大但坚定。

　　“直到1933年，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大规模地展开。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式颁布《卫生运动纲要》，对防疫工作提出明确要求：分为城市、乡村、机关、部队四个组织，其中在乡村要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，每5家至10家成立卫生小组，我的母亲黄检娣就这样被公推为了‘卫生小组长’。”

　　“那个时候卫生运动开展得很有声势，为了有效预防瘟疫等流行性疾病爆发，我的母亲经常就提着这盏马灯，家家户户去动员，不管小孩、老人都要参加卫生运动，经常进行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清洁，举行卫生竞赛，规定卫生运动日，定立卫生公约，让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自己高兴动手，不是依靠强迫与命令。”

　　子夜终将尽，春日终到来。

　　如今，这盏锈迹斑斑的老式马灯，依旧照亮着我们“抗疫”胜利前行的道路。我们相信，有了刘有信、钟基发两位老人的这种苏区精神、党员担当，以及“一盏马灯”的这种初心使命、伟大传承，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“疫”。